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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1年，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大秦帝國橫掃六國，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秦王朝作為法家思想的忠誠實踐者，在國家權力結構上建立了整套符合法家理論的律法，將法家鼓吹的那一套運用到了極致。但是讓秦人自己最后都大跌眼鏡的是，一個以武力稱霸天下，以嚴刑峻法震懾四方，以強大的暴力體系橫行天下的帝國，也就短短的十五年便風流散盡，末日降臨 。刨根朔源，還是因為秦朝的權力集團對法家思想的極端發展和法家思想在具體的實踐中沒辦法解決的矛盾所造成的。

    秦國以鐵血政策取得天下，又很快以鐵血政策失掉天下，原來，取天下與治天下完全是兩個概念。成敗轉換的關鍵在于整個力量格局變了，秦國的體制實際是一種嚴酷的軍國體制，當處于列國交戰的時候，這種體制可以通過奪取別國的土地、人口、財產等資源來壯大自己的利益和力量，秦國的臣民也通過勤耕勇戰（耕地、戰爭都在擴大）獲得利益獎勵，當時秦政權的直接敵人是六國政權。但是，在一統六國之后，天下混一，秦王朝已經不能從外部（以前的外部已經成了內部）獲取大量的經濟資源，對匈奴和五嶺的戰爭更多的是消耗，此時秦再奉行先前的戰爭體制，過度的進取，就只意味著對內部資源的消耗，人民得不到利益，只受刑不受賞，法家的刑賞二法只剩下一個刑，必然失效。而且，六國政權的覆滅也使秦政權失去了對等的敵人，于是戰爭體制的殺傷力就只能對準人民，這就把人民當成敵人，但六國尚且摧枯拉朽，人民似乎更加不足一提。六國的滅亡，使秦政權成為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強權，失去了權力制約，使得秦王過分迷信自身實力，因而更加的無所顧忌，利欲膨脹，濫用權力，因此人民所受的暴政要超過戰時，“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天下苦之”！既然秦廷將人民當作敵人，那么出乎爾者，反乎爾，人民也只能將秦廷當成仇寇，秦廷稱為了真正的人民公敵（民賊），人民只有造反，因為造反不會再失去利益（本來已處絕境），卻有翻身的可能。法家思想曾經隨著秦帝國的強大而風生水起，讓天下儒生恨得牙根癢癢。當時的法家，與其說它是權力集團手中的一柄利器，倒不如承認它早已為秦國君臣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深度洗腦。

   法家思想的產生有其無法抹去的現實意義，它的歷史源頭是在戰火紛飛的春秋戰國時期。而那樣一個時期，官家權力強調的就是集中；在秦王朝的統治者們縱橫天下的時候，它的理論體系完全建立在戰時體制的基礎上。這種戰備狀態，要求的是集中一切優勢項目為戰爭服務，為權力的擴張服務。它注重的是眼前的現實利益，就是從眼前的現實利益出發，以實現手中權力的最大化。此一時彼一時，當戰爭的硝煙散盡，留在人們心底的傷卻無法在短時間內愈合。這就像是兩大武林高手在生死存亡時刻比拼內力，最后的結局是一個人的倒下，另一個人虛脫。對于一個剛剛建立起來的國家來說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不是時時刻刻站崗放哨，保持荷槍實彈的硬漢形象。

   沒有人會否認秦始皇是一代雄主，與他的勇氣相比，他更缺乏政治手段和治國經驗。當天下統一的號角吹響多時，他還執迷于戰爭的快感中無法自拔。他坐鎮咸陽，環顧四海，伸出兩個拳頭同時向南北兩個方向打去，對他來說人的思想是虛無而蒼白的，只有武力征服才是真正的鐵血王道。《史記》中記載，南方發兵攻打南越，守五嶺，據徐廣注是五十萬人，同時發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開鑿渠道來運送糧草，役夫人數也不在少數，這還沒有算進建筑宮殿陵墓的勞力，南征結束以后，南方設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當規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發三十萬軍隊擊胡，同時修筑長城，人數也都不低于三十萬人。不安分的秦王嬴政，拿出了天下總動員的架勢。這完全符合法家理論的宗旨，只要活著就要往死里折騰。法家理論只具備集權和戰時兩大特點，可以說是非常態下的非常之舉。戰爭年代，它是刺向對方的利刃；統一年代，它同樣還是利刃，不過刀鋒直接指向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由此可見，秦王朝是成于法家，敗于法家。法家雖然使得亂世趨于統一，但是它所推崇的那一套 “以暴抗暴”的理念讓權力沒有一絲溫情的遮羞布。它終于還是在歷史的演進中敗下陣來，成了隱藏在中國封建政治權力游戲后面的那個罪魁元兇。秦朝的興亡讓人看到了一個不受約束的中央強權會干出什么事來，秦朝的覆滅宣告了法家的“強權主義”的破產，春秋戰國的歷史表明天下要安定必需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力，秦朝的歷史又表明天下的安定只靠一個單純的強權是不夠的，更是危險的。儒家認為，天下需要一個中央強權，但不止于此，這個權力不能只是一架冷酷的機器，政治問題不只是權力問題，權力還必須具有合理的目的，必須具有人文精神，必須受到道德的約束，必須敬畏人民的力量，必須施行仁政。

秦國從歷史舞臺上謝幕，法家信奉的那一套也隨之失去了市場，儒家的羽扇綸巾開始粉墨登場。漢朝初定后，陸賈為劉邦說服南越王，他還告誡輕視儒學的劉邦：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可馬上治天下，“逆取順守，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他寫成《新語》，為劉邦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深得贊賞。叔孫通十分明白儒家的特殊使命，他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儒家從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毫不掩飾自己對于權力的熱愛，這從他們學習的課程中就可見端倪。儒家學堂教授“《詩》、《書》、《易》、《禮》、《樂》、《春秋》”六藝，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比較，它剔除了習武的那一部分，增加了當代史的教育課程。意思就是說，天下士子要放下槍桿子，拿起筆桿子。

孔老夫子授學三千，帶徒七十二人，動靜造得不可謂不大。他周游列國推廣自己的學說，有人提出孔老夫子周游列國只是形式上的皮，跑官才是其實質上的血肉。但讓儒生們大為失望的是孔子奮斗終生也玩不過一個權力場上的三流角色，各國君主給出的評價是，有水平，但不是當官的那塊料。這種評價顯然是傷透了儒家門徒的心，如果自己的祖師在這個艱難的世道，求取功名都是這樣難，他們還有什么希望呢？孔子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雖然沒有在自己的時代成為權力場上的精英分子，卻不小心成為開啟中華文化的大儒，不知道這是時代的選擇，還是時代開的一個玩笑。我們說過，法家是為戰爭而生，是一頭嗜血的頭狼；而儒家卻與戰爭格格不入，見血就會繞道而行。這也就是為什么說，儒學會在春秋戰國時代成為投資市場上的一只垃圾股，為世人所遺忘。

    歷史是懂幽默的，它總是喜歡跟愛跟那些較真的人開玩笑，說一些輕松的段子。讓孔老夫子和他的三千弟子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還在后面，最后幫助儒家權力穿孔的人，卻是那個流氓成性的草根族皇帝漢高祖劉邦。在政治權力分配上，漢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訓，不再是絕對的中央集權，除了皇帝，宗室、功臣等等也分享世襲的政治、經濟特權，統一的郡縣制也被部分的分封制所代替。

   劉邦的草根不是表面上做做樣子，而是滲透進骨子里的，史料記載：亭長出生，“好酒及色”。就是這么一位我是流氓我怕誰的酒色之徒，他根本入不了儒家的法眼。可這種人有他自己的優勢，他來自平民，懂得老百姓需要什么，也善于聽取來自不同階層的意見，善于把握政治風向。擁護誰，反對誰，他拿捏得比誰很準。官場中人講究一個根基，根基牢固，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巋然不動；根基不牢，哪怕有一點風吹草動，也會被吹得東倒西歪。所以說，歷代皇權專制王朝中，當權者的出身論其實就是權力的“打底定律”。底打得牢，權力之樹就長得挺拔，不然也就成了歪脖子樹。劉邦之所以能在楚漢戰爭中笑到最后，完全得益于在他的底打得扎實，夠厚黑。

   其實劉邦是個很可愛的人，如果我們把他歸為小人之列，那么他也應該算是一個真小人。這廝年青的時候經常去別人家里蹭吃筵席，誰家有個紅白喜事，他也不上禮錢就去白吃白喝。有一次縣令擺席，劉邦居然也去混吃喝。主人待客的規矩是：賀禮不滿千錢的，坐在堂下。堂上當然是貴賓席了，劉邦沒有錢還要坐貴賓席，拿張名帖往禮臺上一扔，嘴里喊道：“禮金一萬上帳。”然后就大搖大擺地坐到堂上。湊巧席間有位貴賓姓呂，是縣令的朋友。這呂公倒是個人物，不僅沒有因此而看不起劉邦，反覺得這家伙器宇不凡，倒把自己的女兒呂雉許配給了他，這就是日后的呂后。

不論是劉邦還是項羽，誰都想做天下第一，于是這才有了“楚漢之爭”。要按實力，劉邦是打不過項羽的，但戰爭就是這么奇怪，有實力并不一定能贏，還得有計謀，會耍點流氓、無賴的手段。這一點項羽不會做，也做不出來；但劉邦無所顧忌，并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

   劉邦在得了天下后，完全否定秦朝推崇的法家那一套。在這種背景下，儒家開始逐步滲透權力場，在這里儒家應該感謝一個人，那就是叔孫通。秦朝時叔孫通已經是待詔博士，權力易主后，他應該算是一名跟了兩朝主子的貳臣。可這個貳臣的表現卻一點也不讓人感覺到“二”。在陳勝發動起義后，秦二世召集博士們咨詢將如何處理，平日里侃侃而談的博士們慌作一團。大多數人說的話如出一轍，都是陳勝造反，將會釀成大患，必須發兵征討。這種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讓秦二世胡亥聽得難受。只有叔孫通站出來說，幾個“群盜鼠竊狗盜”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搞定。讓這些博士做夢也想不到的是，本來哥幾個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卻換來皇帝的憤怒。咨詢的結果是秦二世胡亥下令將那些主張出兵征討的博士全部拿下，同時獎勵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

   事后，有人責備叔孫通有那么一點“諛”，叔孫通卻擦著汗回答說，我也是剛剛脫離虎口，你們就不要這么損我了。叔孫通連夜逃離咸陽城，先投懷王，再投項王，最后降漢。其實在這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叔孫通劃為沒有風骨氣節之人。在那樣一個活著才是硬道理的亂世中，趨利避害是一個人生存的本能反應。而這時候的知識分子也有選擇如何生存的權力，不存在和某個權力集團簽訂生死契約。也就是說，叔孫通最后跳槽到劉邦的公司，是識時務的明智之舉。一個連天下大勢都搞不清楚的博士，水平也只停留在寫寫博客的階段。

   剛開始，劉邦對叔孫通這幫儒生還是有抵觸情緒的。要知道劉邦是個將草根進行到底的人，沒有高學歷，生活也不小資，尤其看不慣儒生的那身行頭。對于劉邦的這種心理，叔孫通還是能看出來的。一個人如果連老板的喜怒哀樂都解讀不了，那他在官場上是沒有多少搞頭的。既然劉邦不喜歡這身奇裝異服，那就好好在形象上捯飭一下。于是叔孫通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后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頑固的儒生中，有一個人能主動站出來迎合自己。叔孫通的這種做法博得了劉邦的高度賞識，看來儒生們的頭腦也不全是花崗巖的。據《史記》記載，叔孫通降漢時跟隨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見叔孫通在當時的儒家學者中是具有一定號召力的。這幫人之所以冒著被殺頭的危險跟著叔孫通投奔劉邦，也是看中了叔孫通的勇氣和膽識。至少在那一百多位儒生敢死隊員們看來，跟著叔孫通干革命是有前途的。

但現實很快讓他們奔騰的熱血冷卻了下來，叔孫通并沒有帶他們走上光明大道。這家伙一次又一次向劉邦舉薦的人都是一些有案底的黑社會分子（盜匪），儒家弟子一個也沒有舉薦。儒生們懷疑叔孫通是不是吃錯藥了，懷疑他還是不是儒家一份子。叔孫通給出的理由是：漢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們只會讀書寫文章不會打仗，所以我要先舉薦那些上了前線敢玩命的主。作為儒家的敢死隊員，你們要耐心等待，等到時機成熟我一定會推薦你們的。叔孫通的這席話，并不是滿嘴跑火車，而是“心有所定，計有所守”的一種表現。由于他舉薦的人在戰爭中多次立功，劉邦非常高興，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劉邦已經統一天下。叔孫通拿出秦朝朝儀、官制給新皇帝運用。劉邦認為這些官場禮節過于繁瑣，他要求能省則省，一切從簡。結果大漢帝國的朝堂成了菜市場，群臣在朝堂之上開懷飲酒，高聲喧嘩，手癢難耐的武將們情急之下還會拔劍擊柱。看著眼前亂糟糟的場面，劉邦覺得這樣太沒有規矩。這時候善于察言觀色的叔孫通不失時機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愿意去征召魯地的儒生們，與臣的弟子們共同制定朝儀。這句話就是說：打天下我們儒家不行，治天下你們這些粗人不行，還要靠我們儒家的弟子。

   叔孫通是個異常清醒的人，他對于權力體系建設有著一套更為實用的理論。他來自秦朝，對于秦王朝的敗亡也有著更為直觀的感受。從這個角度出發，叔孫通的觀點無疑是權力文化層面上的一大進步。

于是漢高祖劉邦將制定朝儀的任務交給了叔孫通，劉邦只留了一句話給他：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意思就是，你定的這個朝儀，要易學易掌握。

   等到叔孫通的朝儀制定好了之后，先是在野外搭帳篷演習。演習了一個多月，叔孫通請劉邦參觀演習。劉邦看過之后，覺得這種游戲很有意思，就用四個字對叔孫通所做的工作給予了評價：吾能為之。這一套，我可以做得來。

對于叔孫通來說，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為了給叔孫通捧場，劉邦命令群臣都要學習這個新朝儀。只有學習了新朝儀，才有資格到朝堂之上來和我這個皇帝見面，不然繼續學，只到學會為止。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年）陰歷十月，叔孫通制定的這套易知易行的朝儀制度在長樂宮正式實行。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當時的氣氛可以用團結緊張活潑來形容，平日里咋咋呼呼的大臣收斂了許多，一個個按尊卑秩序喝酒說話，向劉邦行跪拜之禮，沒有敢失禮者。不試不知道，朝儀真奇妙。劉邦龍顏大悅道：“老子今天才體會到當皇帝的尊貴。”嘗到當皇帝的美妙滋味，讓劉邦喜不自禁。于是他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又乘機進言：諸儒生跟我這么久了，朝儀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大家集體智慧的結晶，應該也給他們封官。可見叔孫通雖然十足的儒卻并一點也不腐，懂得做人做事的進退。于是高祖劉邦將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為郎官。

   懂得見風使舵的叔孫通，隨著時局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著自己的行為方式，但始終沒有改變的是他骨子里的儒家信念和自己對于權力的熱衷。叔孫通是個務實之人，也很低調。通過制定朝儀規范了權力秩序，得到了劉邦的高度信任。也正因為他的努力，為后來的儒生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爭取到更大的利益空間。叔孫通一炮打響之后，儒生們的膽子也就更大了。他們發現孔子當年周游列國努力尋找的權力魔杖和政治理想正向他們這些儒家后生們靠近，他們的時代就要到來。這個發現，讓儒生們再也無法平心靜氣地做學問，陸賈就是他們的其中一個代表。

   陸賈和漢高祖劉邦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對話，我們都知道劉邦是個沒多少文化的市井之徒，讀書不是他的愛好。陸賈真拿自己當大學教授了，有事沒事喜歡在漢高祖面前念叨《詩》、《書》，聽得高祖耳朵都生繭子了，有一天劉邦實在聽得煩不勝煩，指著陸生的鼻子就吼道：“老子騎在馬上得了天下，要《詩》、《書》何用？”

   陸賈并沒有回避劉邦提出的質疑，他也用同樣的語氣回復了一句：“騎在馬上得天下，難道就可以騎在馬上治天下嗎？況且湯武當年用武力奪取天下，卻以文治守護天下。文武兼濟，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策。過去吳王夫差、智伯就是因為武力太盛而亡國；秦王朝也是如此。假如過去秦國在吞并天下以后，實行仁義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又怎么能得到今天的江山社稷？”這句話顯然是在教育劉邦，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樣就會犯秦國當年犯下的錯誤，離亡國之日也就不遠了。

   劉邦還算是個好學生，教育之下面有慚色道：“希望你能為我寫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歷代國家興亡的原因。”劉邦這么做是為了將來少走彎路，避免大漢王朝重蹈覆轍。

  陸賈簡單地向劉邦提供了一些治國方略，一共寫了十二篇，每奏為一篇。劉邦看了以后非常滿意，稱贊陸賈講得好。隨著漢武帝推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知識分子從此正式走上了權力舞臺的中央地帶。這時候在國家權力系統內部儒家已經漸漸占據了上風，儒家的理論優勢和政治優勢在叔孫通、陸賈、賈誼等儒家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之下，已經成為權力集團推崇的一門顯學。到了漢武帝時期更是達到了巔峰，一代雄主身邊環繞的都是孔老夫子的衣缽。意氣風發的漢武帝將獨尊儒術的方針與正式權力相互嵌接，以此規劃著自己的權力藍圖。

   叔孫通幫助劉邦解決了朝儀問題，使草根皇帝真正嘗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陸賈將秦國奉行的那一套戰時體制全盤否決，打通了皇家權力的通道，使得漢王朝的權力運作有了自己的國體和政體；賈誼將德政、教化滲透進正式權力系統，極大地緩和了權力集團和民間的矛盾；董仲舒倡導儒家士風，對規范官僚集團的權力行為起到了很好的輻射作用。

當一切都走向正軌的時候，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孫叔通當初的良苦用心，真可謂善莫大焉。

   儒家后生們搖身一變成為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官家意圖的具體執行者。孔老夫子的弟子們也慢慢按照他們的愿望在改造現實，改變著官場的權力格局。雖然他們放棄自主權，接受了決策者強加給自己的種種限制，但他們恰恰利用這些限制又將自己的政治思想散播天下，不可謂不是一種雙贏的局面，最后形成了一種睥睨千古的浩蕩霸氣，天下之大，舍我其誰？